中产阶级的自虐狂想——《搏击俱乐部》

在《搏击俱乐部》的海报上面有两个人，他们位置对称，色调相似，嚣张，强硬，骄傲的Brad Pitt和苍白，抑郁，不安的Edward Norton。

影片在激烈的摇滚演奏乐中开场，镜头在幽蓝空间中飞速后退，四周掠过不知名的碎片，管道，壁衣。最后它停留下来，落在主人公的半张脸孔上，我们看到他汗涔涔的额头，惊惶不安的眼睛，然后画外音开始，交代两个角色的存在：Edward Norton饰演的“我”（主角）与Brad Pitt饰演的Tyler，此刻他正把一支枪塞进主角口中，于是有了一个悬念：在这部影片的结局，他将一枪打爆主角的脑袋，还是被另一种突如其来的力量打倒？

这是一个侵入者的梦魇：从这一刻观众面前已知其中力量对比：强有力、侵犯性的Tyler和软弱、恐惧、失去力量和等待宰割的主角。然后我们知道那个平板的，冷漠的声音为主角所有，他在述说着观众所期待的，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个快速剪切，镜头扑到睾丸癌协会大胖子Bob的胸脯之上，然后整件事情，如我们所愿，“从头开始”。

这个主角没有名字：虽然他在之后的叙述中常常用Jack这个名字指代自己，但是在片后的字幕里，我们发现他被称作Narrator（叙述者），我们实际上找不到他的名字，而片中所有人包括老板和Maria也从来不提；Jack这个名字来自一本杂志上的器官拟人化的文章，是最普通最平凡甚至也不正式的人名；与有名有姓的Tyler Durden不同，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其实是个无名者。

影片的前三分之二，我们将面对Tyler这个角色一步步侵犯入Narrator的世界，也带领着他的搏击俱乐部侵犯入整个社会的过程。以教导人们释放和发泄作为反抗开始，他最终带动一场叛乱。在这个时候，Tyler是一个侵入者，一个暴力分子，一个反秩序者，一个魔鬼——他是某种不可测的“外力”的化身，他的存在处处与主人公形成对比。

他们在影片的画面中大量地平分秋色，同时共存。但是在大多数画面中，我们发现Tyler所处的位置会比Narrator稍远，使他处于一个幕后掌控者的地位；Narrator的苍白、不安、冷汗涔涔的面孔时常地因前倾而暴露在光线中，而Tyler的英俊、强毅、嚣张的面孔则常常因为后仰而隐藏在阴影之中，在最安全的位置上，释放出他的压迫力。

这一对比的极端化，便是前景和背景的区分；最典型的场景，是在于Tyler与Narrator初结识的时候，Narrator像播音员般把Tyler介绍给观众。这个时候放大的Narrator站在被局促限制的幕前，而Tyler在画面的深处自由活动。

但是到了后来，在主人公与Tyler的一次宣泄式的飞车和随之引起的车祸之后，Narrator从昏迷中醒来，看见Tyler的侧影，以黑暗为媒介，镜头在微光中的Narrator与暗影中的Tyler间切换，然后Tyler离去，至此影片的前一部分终结。

迫使Narrator踏上寻找Tyler之路的是一次死亡——搏击俱乐部的存在造成的唯一“不可挽回”的后果。这是Tyler的责任。俱乐部成员在Narrator的质问下齐声念诵死者的名字：“His name is Robert Paulsen”，而使Narrator惶恐逃离，搏击俱乐部除死者外无姓名——他必须去寻找那个唯一拥有姓名的人来承担这一切，Tyler Durden。这个时刻我们发现Tyler的角色位置已经发生了转变，他从一个侵入者和破坏者变成了一个必须的责任和罪恶的承担者。

必须Narrator自己去经历一次寻找：然后我们才会发现这个强大而嚣张的犯人并不存在，他就是Narrator自身，分裂的另一重人格。于是Tyler的形象从一个敌人和侵犯者变成了一个“心魔”。假如Tyler并不存在，Narrator将被迫为Tyler的一切负责：但是当Narrator分裂了他与Tyler的时候，他便（从道义上）逃避了Tyler的行为引起的一切的结果。站在Narrator的立场上看，这便成为一个放纵欲望、消灭约束直至逃避其一切后果的过程，寻找Tyler之旅是一次否认和逃离之旅，而最终在Maria的指认和逼迫下他承认他自己就是Tyler Durden，被逼到死角再无可逃。

这是一场狂想：它对于中产阶级充满诱惑力，但中产阶级并无能力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所以它必定要被当作一个梦一样的存在，而每个梦结束的时候，必须回归他们不可放弃的那个早晨。

明了这种虚幻感，我们便会发现，搏击俱乐部本身的存在，也被强大的虚幻和无力感所控制；不同于《天生杀人狂》的一路胜利的冷酷杀戮，在《搏击俱乐部》里，所有的俱乐部成员在搏击的过程中也同样受到伤害；没有永远的胜利者，包括Tyler自身。在这里暴力被作为一种自虐行为的体认，搏击的过程是一个高度内耗的过程；所有人的施虐幻象是在自虐的过程中得到满足的，而最后Tyler实施炸毁大厦的计划，实际上除了俱乐部本身成员，不能杀死任何他们试图对抗的人——这也意味着，这种自虐的暴力体制将引导向一个自我的彻底毁灭。

在影片之中，Tyler是以边缘者的“教主”身份存在的，在中央他做了一段重要的演讲：“我们是被历史抛弃的一代，没有目标也没有位置，没有伟大的战争，也没有经济大萧条。我们的伟大战争就是精神战争，我们的生活就是经济大萧条。我们从小看电视，曾经幻想有一天能成为百万富翁、影帝或是摇滚乐明星。但是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正在慢慢明白真相，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真他～妈～的被激怒了……我们现在真他～妈～的～愤怒！！！”

主题在这里被强调：这是边缘对于主流，受压迫者对于权力机制的控诉。然而在与权力机制对抗的时候，边缘者并非总是强者，他们的胜利往往是用受虐的方式加以获得——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破坏原本的规则而获得新的力量，从而打破权力机制赖以生存的基础秩序。

Tyler烧伤了Narrator的手，并且阻止他用冥想逃避痛感，这是Tyler这个“教父”“受虐”这一基本思想的传道的开始。“肥皂”为受虐的象征，而同属性的“碱”是施虐者：“第一块肥皂是英雄的灰烬。就象第一只进入太空的猴子。凡事没有不经历牺牲与死伤的，否则我们什么也不会有。”

根本转换发生在影片的中央。正在Tyler作完那段慷慨激昂的演讲之后，紧接下来立刻转入这样的段落：当搏击俱乐部的场地原占有者试图收回这块场地的时候，面对肥硕壮大的对方，Tyler开始完全是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这是Tyler在整部影片中唯一一次与他的对抗对象直接交手，也是始终嚣张，开放，处于侵入者和领导者地位的Tyler在影片中显得最“惨”的一幕；直到他被殴打并非是一开始就动手将他摆平的；然后在殴打结束之时，Tyler突然反扑，但使用的不是拳头和脚踢，而是因殴打而流出的血液和唾沫——于是对方惊慌失措，落荒而逃，而搏击俱乐部占领他们的场地。Tyler的下一份功课则是：“挑衅一个人与你打架，你要输给他”。

于是接下来，在几个俱乐部成员履行Tyler命令的场景之后，立刻跳入Narrator与老板的对抗：他走进老板办公室，讹诈了一通，然后在老板打电话呼叫保安的时候殴打自己，于是恐吓住老板，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成功而退。

在这个场景中，受虐从被动的“挨打”转换为主动的“自我殴打”，在原先一直处在中心位置的老板形象被缩小，而Narrator在画面中活跃，当他最后推着车通过公司走道的时候，他脑袋高昂，鼻血十分醒目——这标志Narrator最终放弃他的中产阶级，城市白领精英的身份，而“堕落”成为Tyler那一伙边缘者的群体之中，用Tyler的话说，是“衰到透”。

这样的自虐为他们赢得胜利，但是这个胜利的结局，已经被大胖子Robert Paulsen亦即Bob的命运所昭示：他的一生是搏击俱乐部成员或者影片指代的一切边缘者一生命运的典型缩影：被社会利用，然后被社会抛弃，随即被收容，最后以自我毁灭完成一生。

这是阶级的分歧：即使Narrator烧毁房屋而放弃家业，敲诈老板而放弃工作，“衰到透”的时候，在他自己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自控能力的人物，他可以偷取人体脂肪制造肥皂，也可以与Tyler共同去停车场打破车灯，但是，他不允许杀戮和死亡的存在，所以Tyler一次试图以杀人来“献祭”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当我们与Narrator一同为那个小人物从Tyler的枪下逃得一命而庆幸之时，我们仍未意识到是Narrator的意识控制了Tyler的行动。直到后来我们才会意识到是Narrator的“不肯放弃”在起作用，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主动者。

而凝聚在Narrator四周的边缘人群体不同，他们不需要自制。影片中他们被处理为一种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群氓”形象，他们被Tyler煽动因而制造破坏，并对自身生命无所珍惜，等待着具有双重身份的主人公来对他们进行拯救。尽管主人公软弱无力，他也仍然是一个领袖或者教主；其他人可以使用阉割威胁来迫使他担负教主的责任，但是不能取而代之；似乎影片在这个地方表达了某种对于边缘群体的蔑视：他们至死仍是被利用者，无论是掌握在谁的手中。所以，当Tyler被主角消解的时候，他们也就不存在了：影片的世界仍然是Narrator的内心世界，Narrator要进行的对抗仍然是对一人一己的抗争，这个时候我们回忆起影片的开头那个无限飞行的镜头，我们会发现那是一个隐喻：没有Tyler，没有他人，没有搏击俱乐部——有的只是一个无法解脱的中产阶级的梦魇，在自身内部不断挣扎寻求逃离之路。

而实际上，真正具有强大力量和无限自主意识，并且维持着边缘身份的，也是片中唯一没有活在Narrator的梦魇中的人物，是片中唯一一个重要的女性Maria。她的名字平常通俗，却指向了圣母的代号；相对于男性的困惑与逃避/愚昧与被利用的双重困境，她的自由和不受管制与生俱来。在影片的任一情节转折关头，都由她来做这个关键性的推动。如果说Tyler只是Narrator隐蔽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个幌子，那么可以说，这个无法与他合为一体的女性，才是真正的“他者”，那个实际取代Tyler的“侵入者”位置的人，她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但也是一个真正的援助。

因此，我们也不奇怪主人公必须不断地向Maria寻求帮助，用这个强大的“他者”的存在来帮助虚弱的内心找回自我。如同观众所期待的那样，他被迫完成这一“不可能的任务”，也就是否定掉这个Tyler的存在，使“一切回归原状”。

这个“恢复原状”表面上是一个十分好莱坞的，适用于一切英雄和魔鬼抗争的情节剧模式的结局：在主人公努力与破坏势力作对抗的过程中，敌人被击败，受压迫者被解放，一切危机的阴影被解除，原先尖锐的矛盾被缓和或者暂时消失，我们重又回到影片开头所见那个鸟语花香，和平安宁的环境。

Narrator向自己开枪，从而消灭Tyler也是遵循这一规则的产物，然而《搏击俱乐部》同时给我们一个反讽式的结局：Tyler消灭了，但是一切并未恢复原状，炸弹照样启动，大楼照样倾塌，表面上的正义之战转化为对正义之战的嘲笑，并且证实了Narrator本身的虚弱无力。大卫·芬奇似乎借此告诉我们，这最终仍是一次失败的梦，而《搏击俱乐部》中惊世骇俗的暴力，依旧只是中产阶级一厢情愿的虚妄的想象而已。